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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磅:2019年高考新闻热点素材积累
时间: 2019-06-07 14:44
步长注射剂“自查没问题”,药效不能自说自线日晚间,步长制药发布公告,回复了此前所关于公司2018年年报的事后审核问询函中的问题。在公告中,步长制药重点解释了销售费用高、

  步长注射剂“自查没问题”,药效不能自说自线日晚间,步长制药发布公告,回复了此前所关于公司2018年年报的事后审核问询函中的问题。在公告中,步长制药重点解释了销售费用高、毛利率高、中药注射剂的安全性问题。步长制药称,经公司自查,丹红注射液不存在所报道的不良反应情况及质量问题。

  步长近段时间频频摊上事。先是董事长之女被曝花费650万美元上斯坦福,接着被曝出公司行贿的“前科”,现在又因经营和产品质量问题受到证交所函询。在网上,其中成药注射液、1年能卖50个亿的“神药”丹红注射液功效也备受质疑。正所谓灯不挑不亮、理不辩不明,面对质疑,作为当事方的步长制药就该“打开天窗说亮话”,把有关问题楚。

  “丹红注射液”是何方神圣?资料显示,这是步长制药“核心独家品种”,也就是这家上市药企的“看家产品”。仅靠这一支注射剂,在2013至2015年三年间就卖了113.52亿,为步长公司带来超过30%的收入,利润占比更稳居40%以上。

  可就是这一步长制药独步药业的“拳头产品”,近年来却屡屡被曝出存在不良反应的情况,并多次出现在安徽、、河南等多个省市卫计委或三甲医院名单上,被重点或使用。对此步长制药在公告中也并未否认。

  一方面承认被重点、使用,另一方面否认有任何“不良反应及质量问题”,这倒是有些矛盾了。丹红注射液是否有微V说的“大结构易引发过敏反应”的问题,仍待研究。但2017年,其因频发严重不良反应,被11个省市26次列入预警重点、使用,难道是或是“故意”?

  南京应用技术学校事件(简称“南应事件”),有了最新进展。据@南京发布消息,5月22日,南京东方文理学院董事长、应业技术学院原党委王中平和南京应用技术学校校长张璟,因在办学过程中涉嫌诈骗犯罪,被南京市机关依法刑事。同时,该两人还存在严重的违规招生等行为,导致部分学生和家长因学籍问题聚集。

  早在4月底,南应欺诈招生事件即引发关注。据报道,作为民办培训机构的东方文理、作为民办中专的南应,采取不实宣传、随意承诺的方式,无门槛招收了一批“五年制护理大专”,还收取了每年16000元的学费。三年后,这些学生才发现自己学籍是“家政服务”,根本无法直升大专。留给学生的只有两条,考试进大专或接着读中专。而即便考上大专,学校也没有护理专业,只能转系。

  南京应用技术学校违规招生事件,有了新进展:了!南京东方文理学院董事长、应业技术学院原党委王中平,和南京市应用技术学校校长张璟,因在办学过程中涉嫌诈骗犯罪被南京市机关依法刑事。

  上个月,南京应用技术学校发生学生家长、校园聚集事件,违规招生黑幕就此。该校以“护理专业”录取大批学生,并承诺发放大专学历证书,但三年后又要求学生参加对口单招考试,考入另一所应业技术学院,否则只提供中专学历。

  学籍系统显示,南应根本没有护理专业,学生就读专业实为“家政服务”。靠虚假宣传诓骗大量学生和家长后,由于承诺无法兑现,矛盾冲突被点燃,民办院校乱象再次被聚焦。

  如今,王中平等人已经以涉嫌诈骗被刑拘,而不是一般行政处罚,事件严重程度可见一斑。另一方面,该案的复杂程度也超乎以往,包括南京东方文理专修学院,共牵涉三所学校,且学校性质从民办非营利性技工学校、民办高职院校到民办培训机构,各不相同。

  三所学校变换“马甲”,打着联合办学旗号,共享招生资质,混淆专业、学历性质,围猎学生。类似套并不陌生。前不久就有报道,山东考生报考211高校郑州大学西尔斯学院,结果到毕业时,这个二级学院已和郑州大学分家了。

  以民办院校院校加乱象为关键词检索,可以找到更多案例,涉及乱象五花八门,不仅包括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还有日常管理混乱、收费不透明、伪造学历,包括强制学生去工厂实习。像2017年对78所民办高校、教育机构年检显示,20所被亮红牌要求整改。

  包括南应事件在内的系列乱象的背后,都存在办学审批和招生信息公开等监督缺位,给各种形式的借壳招生、换马甲招生提供了土壤。更关键的是,长期以来这类招生,只是作为“教育乱象”,一般由教育部门做出行政处罚,不能实施绝杀,所以这才会有南应这种三个“马甲”换着招生的极端个案。

  招生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表现,招生欺诈骗的不仅是昂贵的学费,还有年轻人三五年的青春岁月、向上的机会。其社会负面影响极其恶劣,绝不能再姑息。此次南应事件上升为刑事诈骗,对打擦边球的民办高校也是有力警戒:别以为招生吹牛就不是犯罪。

  另外,同样是民间办学,培训机构和技工学校、高职院校对应监管主体不同,有的是教育部门,有的是人社部门,部门间的信息壁垒、监管尺度也有必要打通。

  29岁女行长挂职副县长一事持续引发关注。热议下,市委组织部、纪委监委等纷纷表示关注或介入调查,当事人派出单位银行也表示已成立调查组进行调查核实。有的高度关注,有主管部门的介入调查,相信这起热门事件不会不了了之,应该很快有个结论。但这些部门之前的回应,也让人隐隐有些担心调查的权威。比如,银行回应称,杨沁的行长任命符合该行的;市委组织部工作人员认为,企业挂职锻炼不属于人员。尤其是对于后者,言下之意似乎是,不能按理公务员的标准来管挂职干部。至于挂职干部是否需要组织部门审核考察,目前也没有给出明确说法。

  其实,对90后女行长挂职副县长的疑虑,表面上集中在学历背景和升迁速度,实质上更关心的是其担任副县长能否胜任,德、位是否匹配。毕竟,挂职干部也是干部,要在实际工作中行使职权,在面对地方时,也代表党和。挂职干部不会把标签挂在身上,但老百姓只看干部作为,不会区分你是挂职还是实职。

  我国长期都有干部挂职的传统,也有不少企事业单位干部甚至教授、名人到地方挂职的先例。挂职丰富了干部任用和培养交流的形式,符合中央让年轻干部到基层一线得到锻炼的。但是,干部挂职也不是“乱挂”,要符合《公务员法》和干部选拔任用的法规要求,还要有针对挂职干部的特别标准,比如任职年限、学历背景,以及教育培训、考核评价等。干部挂职作为一种制度,也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逐步达到规则透明、有法可依。

  按照这些标准,90后女行长的挂职任命,仍存在很多可议之处。毕竟,一个县级支行行长和副县长的职责和能力要求有很大不同,既然担任这个职务,就要按照德才兼备和任职条件的尺子量一量,看是否能够达到要求。女行长刚当上行长两个月,就被推荐挂职副县长,是否符合任职条件,也需要组织部门给一个权威说法。

  作为挂职干部的派出单位,银行还要承担应有的审核推荐责任。现在来看,杨沁的支行行长任命,也有不少应该解释的地方:比如她当时是否达到银行的报考准入条件,如何实现了超常规的升职速度?其父被曝出长期担任银行出资方领导职务,这种情况下是否应该有所回避?毕竟,通过运作绕过报考程序,把国有企事业单位当成就业“自留地”的现象,以往也不是没有出现过。

  别拿挂职干部不当干部。不管是国企干部,还是副县长,怎么能说不是人员?有关部门的一句回应,了挂职干部管理的缺失。挂职也要有规矩,挂职制度也要不断化,否则干部挂职就容易流于形式,甚至成为用人的渊薮。

  近日,一段司法警车被阻拦、涉事人员当街撕扯冲突的视频在网络热传。据报道,这段视频发生在宝鸡市金台区,涉事者为中山东街道办党工委李某。事发当天他和街道办司法所干部王某,对辖区金台村扫黑除恶治安点开展宣传巡逻,途中与一辆面包车驾乘人员发生纠纷。当地警方初步认定,李某涉嫌酒驾,案件还在进一步调查中。目前李某已被免去外所有职务。

  “街道办酒驾警车当街被堵”这段新闻很短,乍看之下甚至有些让人摸不着头脑,但是其中所蕴含的信息量不小。其一,涉事街道办党工委与司法干部醉酒驾驶警车,“一身酒味”开展“扫黑”宣传巡逻;其是警务人员,却在与私家车发生纠纷后,下车收走对方的驾照。

  “一身酒味”驾车去辖区扫黑除恶治安点开展宣传巡逻,涉事党工委与司法干部没觉得这也是另一种“黑”?这里所说的“黑”不是“”之黑,而是指对形象和“扫黑除恶”工作的。

  “扫黑除恶”彰显的是公对权益的,既然是“巡逻宣传”,相关公务人员就该以身作则,以实际言行取得的信任,以此推进相关扫黑除恶工作。

  而涉事官员与人发生别车事故后,“一身酒味”地下车去收对方的驾照,并与当街撕扯、打架,出的无疑是对依法行政准则的、工作方式的随意,以及面对的傲慢。用这种做派去进行扫黑除恶的“巡逻宣传”,恐怕只能起到反作用。

  事发后,涉事街道办党工委已被免去所有职务,由此看,当地在处理上确实果断迅速。而在处理涉事干部之外,当地及更多地方更应看到此事的警示意义,即公务人员应当法律,,依法行政,而不可以恃权任性。

  首先,公务人员在工作日和公务活动中饮酒的,早已成为社会共识,即便事发当日为周末,但既然要开展宣传巡逻,显然仍宜遵守“禁酒令”。

  再者,即使被私家车别车,也该依法依规解决处理,涉事干部居然试图收人驾照,在被阻后又当街大打“醉拳”、与撕扯,这实在不是应有的做派。

  进一步说,如果没有被私家车别车、被市民当场堵住后报警的偶发因素,“一身酒气”开展宣传巡逻的李某,显然无益于当地的扫黑除恶工作。

  不可否认,在扫黑除恶工作取得重大进展的同时,一些地方在执行过程中,也存在种种问题。比如,这位街道办党工委,身为最基层、主抓群众工作的街道办“一把手”,应该是最了解辖区情况的官员,更应该谨言慎行、依法行政,如今却在扫黑除恶的公务活动中被“群众”抓了现行,对于当地“扫黑除恶”工作显然是一种。

  三年前,四川宜宾女孩杨家珊因患白血病医治无效去世。杨家珊生前得到热心人士资助,决定死后捐献遗体用于医学研究。成都医学院接收了杨家珊的遗体,此后火化。近期,杨家珊的父亲杨正贵与成都医学院取得联系,希望送回骨灰,但得到的答复是“遗体捐献者的骨灰只能是亲属自行领取”。此事引起诸多讨论,5月22日,成都医学院回应称,会妥善处理,一定让遗体捐献者的家属感到温暖。在一个曾有着“事死如事生”传统习俗的社会,一个人生前作出捐献遗体的决定,无疑需要莫大的勇气。作为筠连县首位遗体捐献者,杨家珊用实际行动社会、传递公益力量,令人肃然起敬。令人遗憾的是,本是一个满满正能量的故事,竟在善后上“掉了链子”。

  遗体“包接不包送”,使用单位“善始不善终”,令寒。接时,成都医学院和红会工作人员先后登门,其事完成捐献手续,并向家属承诺:三年后遗体用完即送回。送时,竟成了“家属自行领取”,成都医学院说“没办法”“没能力”送回,红会说骨灰交接暂无明确依据,可协调一下争取送回。对于一个久居农村山区、出行不便的老人来说,此情此景,怎一个尴尬了得!

  尽管当地未出台遗体捐献条例,使用后的遗体骨灰如何交接没有明确依据,但从常识和讲,将杨家珊的骨灰送回家乡、使其入土为安,既是顺理成章的事,也并不难做到。无论成都医学院还是红会都应该去办,而且都完全有能力去办。“没能力”“无依据”的卸责说法,难免让家属和感到伤心。

  当前,我国遗体捐献工作仍面临着诸多困难,比如传统观念与捐献需求相互冲突、捐献人有捐献意愿却遭到家属反对等问题,遗体捐献登记人数较低,实际捐献遗体人数更低,遗体捐献难以满足科研需求的现状一时难以改变。在这种情况下,杨家珊骨灰送还风波的负面影响值得高度。

  遗体捐献善后不仅需要有关方面的关怀,更需要制度关怀。目前,四川尚未出台遗体捐献条例,使用后的遗体骨灰如何交接的确没有,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立法空白。据报道,近十多年来,遗体捐献立法仅在上海、山东等几个地方实现破题,立法步履蹒跚,遗体捐献制度仍没有形成成熟的流程和管理办法,许多有捐献意愿的人不得不选择放弃捐献。

  最能影响遗体捐献意愿和行动的因素是什么?答案是:尊重。只有当能确信死后会得到应有的尊重,良性的遗体自愿捐献机制才可期待。因此,落实捐献和接受双方的义务,解除人们的顾虑,保障捐献者的权益,就成了遗体捐献立法的重要内容之一。此次“自取骨灰”事件再次折射出立法空白亟待填补。(陈广江)

  为了给楼市“泼冷水”,江苏省苏州市近日相继出台一系列调控措施。根据苏州工业园区管委会通知,在园区新购并取得《不动产权证书》的商品住房和二手住房,用于申请入学的,对服务对象提供的固定住所予以登记,登记的固定住所九年内认定一名地段生。“九年一学位”,这招够狠的。不过,乱象重拳,苏州祭出的这个杀手锏,也算不上意外。5月18日,住建部对近3个月新建商品住宅、二手住宅价格指数累计涨幅较大的4个城市进行了预警提示,苏州赫然在列。被“苏大强带火”的苏州楼市,已经“高烧”了将近一年了。

  数据显示,苏州二手房均价自去年6月以来已连续11个月环比出现上涨,特别是5月以来环比涨幅明显扩大,达到18680元/平米,环比上涨4.74%,同比涨幅已达到19%。事实上,苏州工业园区的房价从2015年到2019年翻了一倍。今年才过去一个季度,单价就已经较去年底上涨近4000元。谁也不敢输在起跑线上,学区房上的困扰岂是三言两语就能叫安?

  “九年一学位”能让高烧不退的学区房降温吗?答案恐怕不是特别乐观。道理也不复杂:如果房子是买了孩子上学的,本来就会住满九年;如果房子是买了投资投机的,学位当然是跟着产权证闲置,一旦交易肯定还是要兑现为“附加值”的。抛开楼市价格高企的问题来看,为什么各地学区房依然如脱缰野马般疯癫不已?说到底,还是教育均衡的问题口惠实不至罢了。只要好学校和坏学校是客观存在的,只要教育均衡与均等存在明显的落差,学区房上的“比较优势”自然就会榨干购房者的。

  说得再直白一些,比如苏州园区住房2019年成交均价37321元/平米,较苏州均价高出70%。如果教育资源是普惠而均衡的,那么,在交通便捷、出行多元的城市,家长何苦在义务教育阶段背上沉重的房贷负担?说到底,无非两个原因:一是学位有限。不买房,虽然义务教育是,但终究会面临僧多粥少的各种麻烦,家长们“买房上学”不过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二是优质学位有限。谁都有抢跑情节,谁都不想亏了孩子,如果优质教育资源集中在园区,那么周边的房价飞完全在想象之中。最简单的追问是:学区房价格仅仅是个“房价”的问题吗?

  孟母择邻而居,外因不可忽视。这些年,“条子生”“关系生”是没了,取而代之的是“学位生”“拼房生”。就近入学的善意,也许不过是绑住了穷人择校的手脚,“买房择校”的子,岂非合情合理合规?

  教育公平是底线。“炒”的学区房,看起来是个楼市的问题,说穿了还是教育资源配置的。(邓海建)

  近日,青年偶像明星王源在一家餐厅包间里频频吸烟的视频被,引发热议。网友普遍认为,王源在公共场合吸烟是错误的行为,市控烟协会也对此进行了。事发之后,王源本人随即发布微博致歉,表示闻过则改,不过也有部分粉丝持“成年人抽烟怎么了”“责任在于视频的人”的观点。这起事件本身的曲直并不模糊,《市控制吸烟条例》第九条明确:“公共场所、工作场所的室内区域以及公共交通工具内吸烟。”王源在饭店吸烟,显然了这一控烟条例。而从社会影响的角度,王源作为童星出身的人物,是很多未成年人的偶像,其都有受到未成年人追捧的可能,因此更应以身作则、严于律己。在这种情况下,部分粉丝无原则地为偶像、,只会起到适得其反的效果,给偶像带来更多争议。

  遗憾的是,这种非的追星心态并非个别现象,而已成为当今“饭圈”的一类公害。今年上半年,某偶像男星因流量造假引发剧烈争议。面对,该男星的部分粉丝不仅想方设法否定,还在网上公开质疑其偶像的网友,甚至发动网络。结果没过多久,流量造假行为就被央视点名,粉丝们的举动也因此沦为了笑柄。如果说这位男星的问题只是不诚实的的话,那么另一名女星在税务问题上严重法律,遭到最高检旗下点名,问题就严重得多了。即便如此,这名女星的部分粉丝仍然屡屡试图为其,最终,随着地方税务局依法向该女星追缴税款和罚款,粉丝们的“洗白”行为反而变成了“”,也对社会风气产生了很不好的影响。

  其实,在光鲜亮丽的外表背后,明星也是普通人。一个人偶尔犯错,本来是很正常的事情。即便涉嫌违法违规,社会也未必不会给其“重新”的机会。一个明星在犯错之后,如果能够以端正的态度知错改错,其个人形象受到的损害会减小很多,人物通过改正错误,转危为机的案例也不在少数。在这种情况下,粉丝作为与明星没有直接关联的个人,既没有替其偶像的义务,也没有对不了解的事件妄加判断的资格。不顾事实,一味地袒护偶像,本质上是对偶像倾注了过度以至于扭曲的感情的表现,这样的“追星”,远远超出了健康追星的范畴,而如果这样的追星者是未成年人,则更值得引起教育者的。

  明星作为关注的受益者,是有责任让渡一部分的,在公开场合约束的。健康的追星方式,应该是在偶像犯错时友善地指出,督促其错误、变得更好,而非罔顾事实,一味袒护。部分粉丝以为自己的“支持”“力挺”是在帮助偶像渡过,殊不知这样的做法很可能会助长偶像的错误行为,其一错再错。更严重的是,如果那些年纪尚小的“追星族”们过多、过早接触了这种不健康的“粉圈文化”,将不利于其人格与价值观的积极发展。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这句话不仅适用于犯了错的明星,也应该被无原则袒护偶像的粉丝们熟记。明星在公开场合的不当行为,自然是越少越好;粉丝们非的追星举动,也应该再少一些。只有如此,才能扭转社会大众对“追星族”的负面。(梁博宇)

  四川自贡荣边镇一所敬老院最近被曝老人,且居住脏乱差,不堪入目。据该敬老院一位老人的亲属反映,其家人和另一位老人住在该敬老院的一间地下室里,床边放着尿桶,垃圾满地,恶臭难忍;还遭到负责他俩日常的同院老人的多次,甚至怀疑用尿泡饭给他们吃。当地区民政部门经核实后确认,房间脏乱差等情况基本属实,当场责令整改,院方为老人腾换了房间。至于被、尿泡饭等情况,有待进一步调查。为何会出现敬老院老反虐老的情况?当地民政局人员称,因为现实条件的,多数乡镇敬老院都存在人员配备不够的情况,特别是护理人员。该敬老院就采用所谓老人照顾老人的方式,对那些失能和半失能老人的,由本院其他行动力强的老人代为护理,每人每天可获得5元的护理报酬。如此,便很难确保那些兼职护理人员能尽心尽力。如果其中有素质较低、缺乏耐心和爱心的兼职老人,再加上院方疏于管理,那么失能老人的境遇可能更惨。

  可以说,该敬老院老人的并非孤立个案,在中国广大农村地区普遍存在。多数就是因为基层敬老院条件差,甚至存在老人现象,就像新闻里这位老人所的那样。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问题,可能首先还是缘于资金短缺等方面现实条件的。正如自贡荣边镇所在区民政局人员所说的那样,当地五保户的养老由民政拨款,每人每月500元,外加费,均由敬老院统一负责管理和支出。仅靠民政救济资金和救助资金支撑,资金缺口较大。而此类现实条件的,制约着乡镇敬老院的整体发展:让地方增加投入希望甚微,因此,乡镇一级敬老院的配套设施很难完善,更缺乏必要的医疗设施;从服务人员的角度来说,目前由于待遇低、工作强度大,专业的护理人员往往不会考虑乡镇敬老院,不经过岗前培训,就意味着老人们无法接受专业到位的服务。

  要解决这个问题,还是要多从管理上想办法。作为专业的管理者,面对老龄化社会进程加速、留守现象严重的现实,各地民政部门须加强管理、强化监督,善用扶持款项。要充分发挥乡镇敬老院在农村养老服务体系中的重要作用,只有区域性养老服务平台到位了,才会开拓全社会更为广泛的老年益保障空间。

  从新闻中可以看到,当地民政局针对乡镇敬老院存在的能力薄弱、管理能力欠缺等情况,正在积极探索一种针对失能半失能老人的新的模式。将失能半失能老人集中起来,委托专业机构进行集中,从而集中投入、节约开支。通过集约化、专业化管理,可以利用有限的资金为乡镇老人办大事,办好事,此种方式,即是管理出效益。而针对基层敬老服务工作的探索,各地需要跑在前面,通过创新敬老院管理服务模式,给更多老人以社会红利。(朱达志)

  据说,在职场生态中,有一种加班屡见不鲜,令人感到心累——“唯时长论”“坐班不做事”“领导不走我不走”等“形式主义加班”现象,正在我们的奋斗,堪称当代青年职场生活不可承受之重。眼见着下班时间到了,办公室里仍旧一派忙碌之象,接连不断的电话声、噼里啪啦的打字声、此起彼伏的讨论工作声——谁还不是个“积极努力三好员工”呢?

  可惜,主动加班或许能“博领导一个点头”,在领导面前怒刷一波存在感,但职场同时也是现实的,用所谓的苦劳终究难以长远立足,还是要靠功劳来说话。

  况且,加班是为了完成工作,而不是加给领导看,做给同事看的。假积极、伪奋斗能装一时,但总有露馅的时候。过度敷衍,众人总会发现,彼此心知肚明,该配合你演出的我视而不见,何苦来哉!

  出现“勤奋给领导看”的症状不能只怪一线劳动者谄媚,被“形式主义”拖垮的职场人已经了,身为“社畜”的无奈谁人能懂?我们其实更该反思的是这种职场文化形成的由来。

  在“领导不走,你也不能走”的不成文规矩的涵化之下,底层员工战战兢兢,来自管理者的压力让其不敢早踏出办公室一步,而部分领导也以公司加班盛行为荣,直接将加班与工作态度、对公司忠诚度挂钩,认为不能加班的员工不是好下属,更是反向着员工必须要加班。

  畸形“加班文化”逼出的“形式主义加班”,非但不能体现公司整体的奋斗氛围,只能反映该公司考评方法与用人观的不合理,领导应该保持足够的,判断责任分工是否明确、每位职员是否人尽其用,一味地鼓励“形式主义加班”并不可取。

  工作时间闲散摸鱼,下班时间开始加班,这样的上进、认真使错了地方。搞出加班的大阵仗,实际上却在时间,身在办公室,心已飞家里,每隔几秒就看一下时间,如此走形式、摆阵势、做样子的加班,不仅无法工作效率,继续下去,“形式主义加班”只会沦为“无效加班”,甚至是“消耗型加班”,催生消极怠工等副作用,降低员工对公司的归属感与好感度。当混日子的人越来越多,长远来看,企业终会失去活力和生机。

  所以,到点下班不是,我们该旗帜鲜明地反对“形式主义加班”。要知道不加班并不等于不上进,高效率的工作才是根本。 (范娜娜)

  “提速降费”有了更好消息,市场和民生红利有期。工信部负责人5月21日在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表示,提速降费开展五年来成效明显。“与五年前相比,固定网络和手机上网流量资费水平降幅均超过了9 0 %,用户月均使用移动流量达到7.2GB,为全球平均水平的1.2倍。”

  近两年,是“提速降费”的加速期,往往是“”报告提及,总理新闻发布会强调,随后是工信部确认,然后是电信运营商承诺。最后是监督和倒逼,电信运营商必须要给出执行“提速降费”的时间表,以及具体降费和提速标准。工信部负责人在吹风会上提供的“提速降费”数据,是笃信的,因为这些数字可以通过移动上网的数量以及大胆使用流量的生活习惯来证明。当4G流量不再是省着用的“奢侈品”,降费的红利就是实实在在的。当移户全天候上网和看视频时,则意味着网速的大幅提升。

  提速降费五年来,固定网络和手机上网流量资费降幅超九成,这是全球少有的,也是政策设计、监管者、电信运营商和消费者共同努力的结果。

  4G时代尚未完全普及,5G时代即将商用,在这两个代际的拐点时刻,提速降费还需力度更大。今年“”已经提出继续提速降费,而且给出了具体目标。5月14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进一步推动网络提速降费。人们注意到,此次会议确定了四项提速降费的内容,包括加快网络升级扩容、突出增强工业互联网、教育、医疗等重点领域的网络能力、落实降低资费要求,以及11月底前在全国全面实施“携号转网”。

  “携号转网”令人印象深刻,而且有了具体的时间表。从现在到11月份,满打满算还有6个月的时间,对于所涉的电信运营商而言,时间已经不多,应该充分做好准备,落实好国务院常务会议的,让“携号转网”的消费者不会任何梗阻。必须指出的是,提速降费执行过程中,电信运营商基于利益考量,在动自己的蛋糕时有些不情不愿,除了观望踟蹰,还通过诸多带有套的套餐使提速降费的效果打折,但在中央决心和消费者倒逼下,电信运营商还是把费真正降下来了,把网速提上去了。最初的不情愿和后来的真降费,是个市场博弈过程。但是提速降费一旦真正落实,并未影响电信运营商的营收。2018年,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联通依然属于最赚钱的央企之一。

  更重要的是,提速降费使固定和移动互联网用户激增,由此衍生的系统化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更是不可估量。相比提速降费,“携号转网”对三大运营商更是严峻挑战,因为消费者可以用腿来决定电信运营商的群。服务好、网速快和费用低的电信运营商可能吸引更多的消费者携着其他运营商的“号”入户。这样一来,就会形成真正的市场良性竞争,彻底改变三大运营商的市场生态。毕竟,三大电信运营商系出一源,都具有垄断基因。“携号转网”可以形成压力刺激下的动力,形成良币劣弊的市场效应。

  除了提速降费和“携号转网”,电信运营商还要继续完善4G基础设施建设,让4G技术实现无死角全覆盖。毕竟,在5G尚未商用且商用初期存在覆盖面不广和网速不稳定的情势下,通过提速降费提高4G技术的体验,更具现实意义。而且,4G网速也有更大的提升空间,甚至可以出接近5G体验的水平。在全球5G商用竞争激烈且有大国零和博弈思维介入的情势下,中国4G时代的提速降费意义就彰显出来。

  因此,电信运营商对待提速降费要有大局观和大视野,走出逐利冲动,强化国家利益和社会责任,切实将提速降费落实到位,以思维对待“携号转网”。 (张敬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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